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中国处于社会巨变阶段，新中国建立带给人们憧憬、希望与热情，此时许多艺术家从题材、风格各个方面相应调整，投入到火热的建设高潮，具有延安等解放区背景的艺术家，又在其中起到主导作用。
在延安有十年经历的石鲁，1949年定居西安，筹建西北美术工作者协会，任副主席。创作于1953年的《风雨将临》是他这个时期的一幅典型画作，与创作于同年的《幸福婚姻》等画作比较，此画清晰地呈现出石鲁五十年代艺术创作的趋势。
从题材而论，《风雨将临》与《幸福婚姻》均表现新社会新生活，这样的选题直接继承自解放区木刻创作以及新年画传统，与他1949年以前的木刻代表作《群英会》、《民主批评会》、《妯娌纺线》一脉相承。在当时中国画创作中，这种选题思路颇为超前，大部分传统的中国画家仍然在艰难地探索“新国画”的问题，直至1954年北京第二届中国画研究会展览中，“画面上出现了一些新颖的细节—电线膘、火车、写实风格的房屋、穿稦部服的人物，也可以说明审美思想的改变”。由此而知，像石鲁这样有延安背景、木刻经验的画家参与中国画创作，对于“新国画”的形成有着促进作用与深刻影响。
是次拍卖的元龙泉窑青釉铁斑露胎模印加金八仙过海图八角梅瓶为龙泉窑的少见器物。瓶身以八片瓷胎贴塑成型，烧造工艺远较拉坯制作困难许多，口与颈部刻划菊瓣形状，加之以褐彩装饰和模印加金工艺技法，制作极为复杂。类似器物存世稀少，相信应为元代龙泉诸窑中，某一特定窑坊于特定时期内烧造。
瓶腹露胎开光八组，开光内高浮雕模印八仙图，众仙脚踏仙物浮于海面之上，人物造型生动，纹饰清晰，尤其露胎处残留的加金装饰，集合元代龙泉窑众多装饰技法于一身，更为珍罕。
瓶身所饰的八仙图为元代早期道教兴盛之反映。金元之际，在蒙元统治者的扶持下，道教出现兴盛局面，形成了北方以全真道为代表，南方以正一道为中心的格局。元代统治者对道教十分尊崇，尤以争取利用全真道最为突出，其龙门派创始人丘处机更被奉为国师。因此，在元统一全国之后，全真道即在江南取得了较大发展。至元六年（公元1269），忽必烈诏封全真道所尊东华帝君、 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五祖为“真君”，即全真教的北五祖祖师。由是，使八仙传说的流布更为广泛。
元代八仙传说的具体文字体现即为八仙戏剧的盛行，但是八仙的姓名尚不太固定，或无何仙姑、曹国舅、张果老，而有徐神翁、风僧寿、张四郎、元壶子等。如马致远《吕洞宾三醉岳阳楼》、佚名《争玉板八仙过海》。在谷子敬《吕洞宾三度城南柳》中所说的八仙是：汉钟离、铁拐李、蓝采和、张果老、徐神翁、韩湘子、曹国舅、吕洞宾。其中并无现今所知的何仙姑，而多了一个徐神翁。而在岳伯川所作的《吕洞宾度铁拐李岳》、佚名《祝圣寿金母献蟠桃》、佚名《吕纯阳点化度黄龙》中则将徐神翁换成了张四郎。在范子安的《陈季卿误上竹叶舟》中却有了何仙姑，而少了曹国舅，仍旧由徐神翁来替代。现存八仙题材的元杂剧剧本，除上面列举的儿种外，尚有马致远、李时中等的《邯郸道省悟黄粱梦》（又名《开坛阐教黄粱梦》）、贾仲名的《铁拐李度金童玉女》和《吕洞宾桃柳升仙梦》、佚名《汉钟离度脱蓝采和》，《吕翁三化邯郸店》、《瘸李岳诗酒戏江亭》、《降丹樨三圣庆长生》、《众天仙庆贺长生会》。其中有些八仙题材，还不止一次地被元代不同时期的杂剧家所摄取。比如，马致远的《吕洞宾三醉岳阳楼》与谷子敬的《吕洞宾三度城南柳》系同一题材。写吕洞宾三到岳阳楼度化柳树精和白梅花精成仙的故事。又如，马致远等的《邯郸道醒悟黄粱梦》与谷子敬的《邯郸道卢生枕中记》，都取材于唐代沈既济的《枕中记》。这亦证明了八仙传说在元代社会的普及与流行情况。不仅如此，八仙中大多数人物的形象，在元杂剧中也初步定型，包括他们的身份、相貌、服饰、道具等。例如汉钟离手执芭蕉扇，髯过于腹，“双丫髻常吃的醉颜酡”，吕洞宾原是个未遇书生，成仙后道士打扮，身背宝剑；铁拐李是个“发乱梳”的瘸子，铁拐随身，四海云游；蓝采和拍板高歌，达道诙谐；张果老倒骑的驴儿快，何仙姑“貌娉婷笊篱手把”等。
北京诚轩2006春拍油画雕塑专场推出129件拍品，可谓大家云集，精品纷呈，并策划了几个颇富特色的主题单元以飨藏家：“当代艺术：从10到20”、 “中国早期摄影和当代摄影”、“烽火离乱中的艺术情谊”、“多元的新古典写实主义与现实主义”等。
在“当代艺术：从10到20”专题中，以积极参与“85新潮美术”这场文化反思运动的宿将周春芽、张晓刚、毛旭辉、叶永青、夏小万、李山、魏光庆，以及在 “后89艺术” 中崭露头角的刘炜、岳敏君、杨少斌等10位艺术家，在不同时期创作的各两件作品为对比，共20件作品，以期窥豹一斑，为藏家提供中国当代艺术20多年思潮起伏的发展过程以及这10位艺术家个人艺术探索变化的一个侧面，涉及的语言包括“表现主义”、“玩世现实主义”、“波普”等。另徐冰、曾梵志、祁志龙、刘力国、刘野、季大纯、尹朝阳、何森、章剑、夏俊娜等都有代表作品呈现。
诚轩继去年推出中国早期摄影大师卢施福，今年特别推介的是另一位中国摄影的开拓者、杰出摄影家吴中行，其代表作《锦树双栖》与《连理双羔》曾分别入选 1932年的伦敦国际影展和巴黎国际影展。备受大家推崇的集锦大师郎静山，亦有两件出版多次的佳作呈现：一为作于1933年《石梁观瀑》，因其追寻中国书画的深远传统和意境之妙，吴湖帆曾以此为画稿；二为作于1955年的《蟪蛄爱草绿》。当代摄影部分最引人注意的作品包括洪磊从古代文化的角度挖掘影像意义的经典之作《紫禁城的秋天》（太和殿东回廊、太和殿西回廊），当代行为艺术历史上重要作品《为无名山增高1米》和《芬—马六明在慕尼黑》。海波的作品一贯以平静而朴素的手段呈现时光流逝的残酷，在这组历时二十年完成的三联作品《黄昏》中，他又加入了空间的因素，时空交叉下个人生命的影像所达到的力量撼人至深。
1954年江南水墨画写生之后，李可染的创作进入第一个高峰时期，不少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山水画作品都出现在这一时期，正是用最大功力打进传统，再用最大勇气打出来之时的升华。
《钟进士送妹图》作为传统绘画题材，自唐代吴道子以来，很多画家都画过钟馗。在民俗中，钟馗是能够啖鬼、驱邪辟不详的善神，虽然外貌寝陋，但心地善良，一团正气，作为端午节的节令画，在民间传说中又衍化为种种故事，其神通也愈加广大了。
李可染笔下的民俗题材人物画，以画家幽默的性格，常有一些不拘常格的题材和表现手法。他早年入选1937年教育部主办的第二届全国美展的成名之作，就画的是钟馗。创作于1935年的半身像，笔墨潇洒纵放，是典型的李可染早期人物画风格。2000年在香港曾见到李可染作于1946年端午的《钟馗退休图》，题曰：“丙戍端午，问君、崇艺、簘簘诸君来有君堂，余乘兴写钟馗数幅。崇艺云：今之世鬼魅横行，气焰万丈，钟馗复生，亦必退休钟南山矣。言颇隽永，因成斯图，相与大笑。”感时伤事萌生的画材，以游戏笔墨出之。
李可染不止一次画钟馗，然而，他不画驱鬼啖鬼，画中也无寓意“福来”的蝙蝠。他在1947、1948年画的水墨钟馗，墨渖淋漓，画的是一名按剑而立，邋邋遢遢的莽汉。
当代中国水墨画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创作实践的多元化，画家们日益面向自我的现实，反映个人独特的思想情感，而在艺术语言上，也更多地从西方艺术中吸取造型观念和手法，尤其是新的表现、象征和抽象方法，来丰富水墨画的表现力。从此次诚轩春拍的当代部分拍品中，就可清楚地看到这一趋势。
作为中国画坛的元老级人物，张仃这次有两幅的作品参拍。一幅焦墨《天都晴雪》，一幅焦墨淡彩《雨过青山夕照明》。张仃晚年，以焦墨为世人称道，但他对焦墨和色彩这两种倾向性都非常鲜明的语言方式融合的探索，则集中于焦墨淡彩一道，描绘太行山的《雨过青山夕照明》，是他探索这种新样式的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在风格、力度与尺寸上，都有一种令人震撼的力量。而同样取法太行的贾又福，作于90年代前后的《暮霭》、《牧趣图、《归薪图趣》，则呈现出与张仃迥然不同的风貌，相对张仃对笔法的重视，贾又福更强调墨色的表现力，在水墨氤氲中抒发自我对家乡的情感。
周思聪是新中国成立后从学院派走出来的杰出画家，她以自己的天才和不懈的探索精神，为当代水墨画艺术树立起一座新的标杆。这次诚轩有幸征集到她的数件佳作，几乎完整涵盖了她一生的主要风格，从1977年与卢沉合作的写实风格《版纳小景》，到《消夏图》这种笔墨小品，从《绿天》对水墨晕章的追求，到《傣女风情》对线条的探索和对形的解放，到《林曲》、《风雪夜归人》、《晨溪》这几件彝女题材的佳作，再到意境沉郁伤感而微妙的《墨荷》，清晰地显示出她在艺术道路上的探索轨迹。与周思聪大致同时代的杨延文、徐希，则分别从自己的油画与版画基础出发，在作品中强调色墨交融的趣味，杨延文强化了毛笔的书写性，徐希则突出了构图的完整性与色彩的现代感。同为女画家的聂鸥与胡明哲，聂鸥主要是从乡土出发，用拙中蕴秀的画笔描绘自己的乡土经验；胡明哲则更重材料与形式的探索。